文化振兴释放中国乡村旅游新动能

这些教条来自精巧的数学模型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似乎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去年走过一次广深高速，车流也不密集。比较两个选择可能比较有意思。

有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长途开车从北京到江苏宿迁，主要经过京津和京沪两条高速。稳健货币，盘活财政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即便现有高速路车流不错，也不能保证新修的路依然有足够的车流。另一个选择是继续在东部修建基础设施，增加城市的便利，吸引中西部的人口，这样结果和前一种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在于没有留下更多的废弃村庄、道路、城镇，少一些浪费，少几个鬼城。北京、上海是我国理所当然的两大重镇，京沪高速途径天津、德州、济南、泰安、曲阜、徐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这条线沿途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应该是很大的。

跟随着看得见的需求做投资，大方向不会错。中西部留下的，是一些几近荒废的道路、村庄、城镇。这不仅要求我们在信贷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相应的短期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要给予民间投资更多的市场空间，要通过改革来扩展市场的边界和空间，从而稳定民间资本的信心。

同时，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以此对冲八项政策对于消费的冲击，但力度不宜过大。9.国五条的细化和落实不宜一刀切。再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

2.现阶段稳投资依然是稳增长的核心。当然，在促进民间投资总量回升的基础上，还应当有意识地促进民间投资在结构上的优化。

因为税制的转变，必然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重点的转变，使其由招商引资转变为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自觉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刺激消费需求增加，从而使税收增加。4.货币政策应当注重以下要点：(1)货币政策应当积极配合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实施，有步骤地推出在中期内缓释中国面临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2)积极配合各类改革和结构调整，特别是应当抓住近期价格低位运行的时机，快速出台市场化价格改革;(3)进一步稳定和引导通胀预期，强化市场对于货币供应量(M2)13%增速的解释;(4)关注价格形势变异的中期因素，特别是应当对于201 3年底至201 4年较高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有相应的前瞻性研究和预防性缓释措施;(5)鉴于近期外部冲击性质的变化，特别是金融渠道的外部冲击的加大，应当积极加大中国汇率的波动区间，加大资本流动的监控力度;(6)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速以及影子银行派生的流动性问题依然是近期监管的重要中间目标;(7)整顿市场秩序，纠正扭曲，为金融改革做铺垫。(1)形成劳动者报酬决定的集体协商谈判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单个劳动力与用人单位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资金、土地、资源、环保、产权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改革。

政府退出竞争领域并不意味着政府所发挥的作用递减，恰恰相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政府的相关职能作用也会随之增长。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在对房地产的调控中，要有保有压，不能简单地一刀切，给首套房和改善型住房购买者带来额外成本。加强法制建设，在依法治国的总框架下建立产权、契约、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秩序，尊重企业家精神、提振民间投资和创业信心。

更大力度保护普通居民的财产权、保护劳动者在任何地方获得靠劳动吃饭的机会，是最应该被创造的条件之一。推进改革与完善制度虽然是中长期目标，但及时推出一些重大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规划和方案，对于引导当前对改革的预期是十分重要的。

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影子银行问题等不仅存在要素市场的错配和扭曲，更本质的还是体制问题。(3)建立健全涉及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项法规，严格保护劳动者权益。

5.进一步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考虑推进整体性减税，同时，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匹配调整。不过20 1 1年城镇单位人员工资/GDP占比出现小幅改善态势，升至12.67%。信心的逆转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启动民间投资依然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未来改革思路我们对未来改革的思路可总结为：开放统一的大市场，有限有为的小政府、广泛低度的大福利。这种收入格局的恶化主要来源于中国初次分配制度没有变革，劳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得到加强，政府在分权竞争下并没有让利于民，其财政实力反而有所攀升。所谓开放统一的大市场是指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完善市场制度建设，破除区域和部门保护主义、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竞争，使市场不仅在商品领域，而且在生产要素领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在全国形成统一、有效和开放的大市场。

2.确定了新一轮改革的思路和原则之后，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短期内应加大地方债的发行力度，以缓解地方财政在收支上的困境，同时探索地方政府债券管理的方式，防范债务风险。

尤其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及时推出相关促进就业的措施，提高大学生就业率。2.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事权重新确定财力配置，同时清理和整顿地方债务，防范融资平台风险。

1994年之前，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大致在20%—40%的区间，但1 994年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则迅速增至55%左右;财政支出方面，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占比仅为15%左右，而地方财政支出占比则高达85%。这包括严格的劳动保护制度、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物价指数调节居民劳动报酬水平的制度，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比学术能力更加重要。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等待政治家的英明决定。每一个经济学家都不应妄自菲薄，让我们记住凯恩斯在1936年写下的这句话: 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在被误解、责骂的时候，吴敬琏总是引用伏契克的那句话: 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经济学家也会短期化地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价值才是考验学者功力的试金石。

究竟如何衡量一个学者的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个学者有两种价值: 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要么你能像弗里德曼那样开创一个学派，要么你能像吴敬琏一样以智慧、经验和影响力去改造社会。

几年之后，那些股民已经非常认同吴敬琏的看法。特别是随着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大师似乎已成绝响。

也有的经济学家走上民粹主义的路线，靠煽动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仅仅因为论文在国际排名第几就自以为是，这比央企进了世界500强就以为自己成了世界一流公司更为可笑。虽然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学者屈指可数。如果不坚持推进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就有可能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深渊。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经济改革切入的。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经济学家可以是许小年、张维迎这样的问题批判者，也可以是吴敬琏这样的改革方案设计者，甚至跻身政府高层亲手抄刀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

每个公民都不应该成为旁观者，这不仅因为一旦社会出现大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因为一个个微小的力量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足以推动历史车轮的合力。他们更多算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为国际经济学理论添砖加瓦，而在于把一些朴素的经济学原理转化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作为一个群体，经济学家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例如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对学者而言，即使凭借顶尖论文能在美国一流大学混到终身教授职位，这种向上弱智化（dumbing up）依然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